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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行業熱點

        中國礦產資源集團的成立對鋼鐵行業有何影響?

        鋼鐵是現代化工業最為重要和應用最多的金屬材料。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國家,但仍有將近有85%的富鐵礦產都依賴于外國的進口,而將近60%的鐵礦進口都依賴于澳大利亞。

          在鋼鐵行業飽受鐵礦石價格波動困擾之際,中國礦產資源集團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中國礦產資源集團)7月19日成立,注冊資本200億元,業務包括礦產資源(非煤礦山)開采、金屬礦石銷售等。該集團注冊地為雄安新區,董事長為姚林,總經理由郭斌擔任。五位高管分別來自中鋁集團、中國寶武、五礦、鞍鋼集團和國家發改委。

          隨著世界經濟競爭加劇與自身的發展,中國礦產資源集團在世界原料資源市場上的影響力會舉足輕重。

          牽涉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議題

          目前,中國國有資本的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,確定聚焦戰略安全、產業引領、國計民生、公共服務等四大功能,支持按照市場化原則,重組整合。戰略安全排在第一位。而鋼鐵對于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         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鋼材生產國,也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消耗國,但多年來卻在鐵礦石資源進口方面受制于外國礦商,鐵礦石對外依存度約八成。巴西的淡水河谷、澳大利亞的力拓以及必和必拓、FMG四家企業掌控全球約一半的鐵礦石資源,形成了較為強勢的買方主導的市場格局。

          2020年下半年開始,在強需求與市場炒作的雙重作用下,全球鐵礦石價格連續大幅上漲,刷新歷史高位,為中國鋼鐵產業帶來巨大的成本壓力。如何應對鐵礦石價格異常上漲,維護整個產業鏈和市場的穩定,增強全球鐵礦石市場話語權,也就成為行業內外關注的議題。

          長期以來,我國進口鐵礦石依存度高,超過80%以上,同時每年花費大量外匯進口國外鐵礦石。如今,我們國家在鐵礦石價格逼近歷史紀錄時又面對與澳大利亞的爭端,國家投鼠忌器。一方面要保護鋼鐵企業原料安全,另一方面國內鐵礦供應嚴重不足。尤其是近2年,進口鐵礦石價格高企,不斷突破歷史新高。這一方面蠶食我國國內鋼鐵行業來之不易的供給側改革的成果,另一方面,由于地緣政治的原因,鐵礦石也成為威脅我國戰略資源安全的痛點。

          目前,中國鋼鐵行業的集中度為36%左右,所以在采購的時候就不能體現出以量換價的效果。假如我們擁有美國83.4%的集中度,那么中國每年以近10億噸的采購量,鋼企所組成的采購聯盟就擁有了近8億噸的采購量,這讓全球的任何一個鐵礦公司都不敢小覷了,也勢必會讓這些鐵礦石企業壓低價格,但事實卻并非如此。所以國內鋼鐵企業的兼并重組,組建采購聯盟是必走之路。

         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》進一步明確:實施能源資源安全戰略,加強戰略性礦產資源規劃管控,提升儲備安全保障能力,實施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。我國“基石計劃”提出,到2025年,將實現國內礦產量、廢鋼消耗量和海外權益分別達到3.7億噸、3億噸和2.2億噸,分別較2020年增加1億噸、0.7億噸和1億噸。

          我國作為世界上鋼鐵產量最多的國家,理論上應該對進口原料有很強的話語權,不論是力拓還是必和必拓,他們增加的鐵礦石產能主要目的地就是中國,也只有我們才能幫助他消化。但無奈的是,我們對這個話語權集中太慢,雖然國內經過多輪鋼企整合,也已經呈現出了幾大巨頭,但話語權還是不夠集中,這樣在對外談判和實際行動中無法形成一致。當資本市場與大宗商品被這些金融機構連接在一起之后,實際上國際大宗商品的買賣就淪為了金融市場獲利的工具,就不僅僅是需求與供給相互滿足的問題了。所以影響鐵礦石價格的因素,除了買方和賣方之外,還有另外一只看不見的手,華爾街的資本市場。

          中國進口鐵礦石的62.1%都來自澳大利亞,21.4%來自巴西。而作為五眼聯盟之一的澳大利亞,僅僅跟隨著美國的政策聽風就是雨,亦步亦趨。甚至有澳大利亞的議員揚言說澳大利亞掌握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命脈。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基建拉動,而基建的原材料鋼鐵是必不可少的,但是澳大利亞卻控制著中國60%的鐵礦石進口,如果澳大利亞啟動鐵礦石供應的這個末日選項,那么就會對中國造成致命性的打擊,

          在戰略認知上,我們必須將鐵礦石資源安全視為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,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,從戰略高度抓住鐵礦石供應鏈、產業鏈與創新鏈整合的窗口與機會,認知可能產生的風險與不確定性,科學部署,積極應對,共同維護我國乃至全球鐵礦石資源供給穩定與安全。

          顯然,鐵礦石資源保障問題早已經不是成本和市場的問題了。中國礦產資源集團組建,實是迫在眉睫之舉。

          中國買下全球64.9%的鐵礦石,為什么還受制于澳大利亞?

          2019年的時候全球鐵礦石的需求量是16.52億噸,而一個中國就買下了10.69億噸,占全球需求量的64.9%。中國是大客戶,跟賣方談價格的時候自然就很有優勢,是可以壓價的。然而,中國卻并沒有多少定價權。

          先看看巴西的穆通大鐵礦石,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,位于巴西和玻利維亞的交界處,面積有83萬平方公里。單單是含鐵量大于63%到66%的鐵礦石,就有近800億噸,而玻利維亞對于含鐵量低于63%的石英巖,甚至都沒有進行認真的評估。高品位的露天鐵礦都開采不完,哪有時間關心63%以下的鐵礦石呢?

          再看看中國,中國的鐵礦石資源分布相對也比較集中。但是在中國30%到50%的含鐵石英石已經是屬于是富礦了,而勘探出的鐵礦大部分都基本處在18%到30%,中國的鐵礦資源主要以貧礦和復合礦為主,單貧礦就占據我國儲量總量的80%。并且還大都埋在地下較深的地方。人家是在地表露天開礦,對63%以下的鐵礦石都沒興趣。而中國就要往地下深挖,找到50%以下的含鐵石英巖就已經是燒高香了。反映到開采成本上,到了2018年三大礦企的開采成本在25美元左右,而中國的開采成本達到了70美元左右,足足是人家的將近3倍。

          另一方面,中國的鋼鐵行業產能過剩,重復建設、無序的競爭,導致鋼鐵行業的利潤率都非常的低,而鋼鐵的生產成本中鐵礦石又占了近三成,所以鋼鐵企業對于鐵礦石的采購價格是非常敏感的,為了保證自己的利潤率,就必須采購更為便宜的鐵礦石。那海外的鐵礦石就是眾多鋼鐵企業的首選,這也就造成了中國的鐵礦石大部分都要從海外采購,而優質的鐵礦企業又比較集中在澳大利亞和巴西,所以中國采購鐵礦石的主要賣家又以澳大利亞和巴西為主。

          而在對鐵礦石的定價權中,同樣作為進口商的日本卻有著比我們更高的議價權。在2004年以前,日本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,但隨著中國基建狂魔的成長,對鐵礦石的需求急速增長。日本雖然對鐵礦石的需求在穩步下降,但深知這門生意有多暴利。于是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大量的投資,參股澳大利亞和巴西的礦山。在澳大利亞24個鐵礦中,日本就戰略投資了8家,并在另外的16家中持有股份。

          日本在經濟騰飛的60、70年代就開始涉足澳大利亞的鐵礦投資,比如三井物產,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鐵礦投資生意,甚至在2003年的時候收購了巴西淡水河谷母公司15%的股份,自己既是生產者又是購買者,自然也就擁有更多的定價權。

          反觀中國,雖然布局了很多海外鐵礦,起步比較晚,而且早期出海的也大多都是國企,但是購買到的多數鐵礦質量一般而缺乏價格競爭力,在2006年到2010年期間,中國企業在海外礦業領域的并購失敗率很高。

          中礦資源集團成立后的三大任務

        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演變以及全球化重構困境的突顯,國際鐵礦石供需兩側不確定性增加,高礦價困境越趨嚴峻。以增強供應鏈、產業鏈自主可控能力為核心,通過戰略調整與綜合施策來提升供給韌性,逐步建立破解高礦價困境的長效機制,是維護我國乃至全球鐵礦石資源安全,構建產業高質量發展新格局所急迫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。

          新成立的中礦資源集團公司的5位領導班子成員,來自四家央企,以及主管部門。這一模式,類似于國家石油天然氣管網集團(整合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管網資源)、中國鐵塔公司(整合中國電信、中國移動、中國聯通的基站資源),打通壁壘,打破割據,打造統一平臺。

          圍繞主業,打造平臺,是中國當前經濟布局與戰略重組的主要形式。目前,央企專業化整合在中礦資源集團這一最大平臺成立以后,將在檢驗檢測、醫療健康、裝備制造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云計算、鋼鐵、物流等重點領域和戰略性、前瞻性新興產業加快培育競爭能力強、資源配置優的一流企業進行。

          新成立的中礦資源集團公司,可以期待在三方面展開工作。

          首先是避免各家鋼企各自為政,提高鐵礦石采購上的就是議價談判話語權。此前國內鋼廠集中度較低、采購分散,導致在某些特殊情況下,各家企業為了自身生產所需,變相推高國內鐵礦市場的競爭勢頭;之前各家鋼廠的鐵礦石采購基本上是分散的,在特殊情況下,可能會造成國內鐵礦石企業自身競爭的加劇。中國雖然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需求國,但是在全國各地分散著數千家的大中小型鋼鐵企業,極度的分散,這就造成了大家在購買鐵礦石的時候,單個企業的購買數量不多,那就意味著單價高昂。雖然大型鋼企聯合起來進行抱團組成聯盟,與三大礦石企業進行價格談判,但是這些大型鋼企聚集起來的時候,集中度卻并不高。

          中礦資源集團的成立,可能會實現資源的集中分配,降低國內企業在鐵礦石采購上的內部競爭。該公司將整合寶武鋼鐵、鞍鋼、五礦、中鋁等幾家特大型冶金央企的鐵礦采購及海外鐵礦資產,打造鐵礦石需求平臺,增強中國企業在國際鐵礦市場的議價能力,降低內耗。

          其次,提高鐵礦石開采的集中度。通過增強國內循環的確定性來應對外循環的不確定性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實現供應鏈產業鏈與創新鏈的精準對接,加大創新力度,提升資源二次利用水平與資源效率。與此同時,建立國家鐵礦石數據中心,完善鐵礦石資源儲備機制,創新金融衍生工具,有效應對鐵礦石價格波動風險。在企業層面,強化成本控制力,國內鋼鐵企業要提高運行質量和效益,有效控制產能釋放,適當調整生產節奏,如在利潤低位和虧損情況下要適度減產,或者提高產品附加值,以減少單位產品的鐵礦石使用量。適當增加鐵礦石庫存,有效應對鐵礦石價格波動風險,緩解國外因為貿易關系惡化所導致的鐵礦石供需矛盾問題,

          再次,對富鐵礦基地山東的禹城礦區的開采。禹城發現了儲量超過3500萬噸的罕見高品位富鐵礦。根據專家勘測和預估結果,未來產量還將突破5千萬噸,這也意味著我國對于鐵礦資源的話語權不再受制于澳方。這一發現不僅改寫了我國無富鐵礦的歷史。根據禹城富鐵礦的地質礦產特點,未來將有望在山東建成我國的大型富鐵礦勘探開發基地。

          雖然在目之所及的幾年中,澳大利亞仍將是我們采購鐵礦石的第一來源國。我們的目標不是不去買澳大利亞的鐵礦石,而是讓中國的鐵礦石來源放在多個籃子里,這樣才會擁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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